随着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的节节胜利，1948年9月8日至13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会议专门讨论了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干部的准备工作问题。

南下湖南

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作出《我们必须准备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全部干部的决议》，要求各个解放区抽调5万干部到新解放区。后来随着形势发展不断变化，冀东区党委决定：冀东区脱产干部半数留冀东，半数下江南。共计抽调新老干部3410人组成南下干部总队，随军南下。

1949年8月2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原中共湖南省工委与随军南下的中共湖南省委合并，组成新的中共湖南省委员会，黄克诚任省委书记，王首道（拟任省政府主席）、金明、高文华任省委副书记。

1948年12月12日唐山解放。15岁的我正在河北省立唐山中学读高中一年级，并担任班长。13日，我就接到高二班同学高奇（地下党员）的通知，参加了“学生积极分子训练班”。1949年5月4日，市学联召开大会，号召发扬“五四”爱国精神，参军参干。我立即报名，还带动同班三位同学一起参军南下。就这样，我们戴上大红花，在全班同学的欢送中踏入了南下的行列。5月9日我进入冀东南下干部工作团。

5月25日，我们开始出发南下。10月13日，我们到达湖南邵阳，行军路程累计5000余里，用时135天。当时天上有敌机骚扰，地下有散兵匪特横行。途中大部分是新解放区，再加上空气潮湿、气候炎热，疾病流行，水土不服，南下行军历经艰难困苦。6月中旬，我写了入团申请，月底批准我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调任中共邵阳县委秘书处干事。那是我人生第一个公职岗位。行军到郑州，7月3日宣布中共邵阳地委成立，夏如爱任书记，宣布了各县的领导班子。

邵阳地下党代表是个在校大学生

1949年8月4日，程潜、陈明仁在长沙起义。白崇禧却调配重兵20多万，猬集于衡阳、邵阳一线顽抗。8月20日，邵阳地下党派代表周泽民到长沙接头。他化装潜行5天，穿越国民党“湘赣防线”，和我们南下干部会面。我原来对“地下党”抱有神秘感，猜想他应该是戴着墨镜，行踪诡秘。可是见面握手时我才知道，他是一位衣着朴素的在校大学生，不过22岁。他向我们介绍了邵阳的近况——

邵阳地处湖南西南，是通往云贵川黔的门户，全区共407万人。1949年 8月9日，蒋介石派国防部次长黄杰任湖南省主席，镇压了邵阳专员兼警备司令魏镇、副专员兼副司令宋涛的起义，坐镇邵阳，重组省、专、县政府。早在辽沈战役被解放军歼灭的新六军（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副军长刘建章（1908—1998，湖南隆回县人），又被蒋介石从台湾派回邵阳，当了“邵阳专员兼保安司令”。邵阳地区历史上有股匪100多股，20000多人枪。另外，还有散兵游勇10000多人枪，全部被国民党改编，成立了“湘赣反共救国军”，八大匪首都被加封为“军长”“师长”。白崇禧则坐镇衡阳，指挥桂系主力部队，妄图决战“衡宝”，保住广西老巢。

邵阳地区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第一人匡互生（1891—1933）、讨袁护国将军蔡锷（1882—1916）、《游击队之歌》作曲家贺绿汀（1903—1999）都是邵阳人。1949年6月6日，邵阳地下党举行武装起义，组建了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中第二支队，夺取三个乡的反动武装。后发展到1400人枪。地下党印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约法八章》遍及城乡。护厂、护校、迎解放，如同炙热的岩浆，正在地下运行。

9月底白崇禧主力王牌“钢七军”（即桂系的第7军。在北伐战争中，广东的“铁四军”和广西的“钢七军”都立下过汗马功劳）被歼，10月10日邵阳解放。在长沙待命的我们，行军3天进入邵阳。从这天起，我在邵阳一待就是36年。

赤手空拳收缴伪乡保安队武装

邵阳解放前有7个县（市），下辖150多个乡镇。乡长大多由本乡最有势力的土豪劣绅担任，手下都有武装，乡乡都有保安队。整个邵阳地区乡一级伪政权武装力量就多达2000多人枪。另外还有数十个大地主成立了自己掌管的武装——“团练”，以看家护院。

而当时湖南省委分配给邵阳地区的南下干部只有1259名。省委强调：湖南农村人口占90%，开头一段时间工作重点还应放在农村。全地区设立56个区，南下干部尽量充实到区，但是每个区的南下干部也不过20人左右。邵阳地委和邵阳、武冈县委虽然立即开办了干部学校培训地方干部，但是，远水救不了近火。历史的重任落在了分到区里的1200多位南下干部身上。他们个个斗志昂扬，没人犹豫，没人讲价钱，打起背包，英勇地迎着炮火硝烟，上山下乡，接管建政。

1949年10月16日，邵阳县第七区区委书记李桐林、区长施德宣带领18名干部到七区。刚刚进区，就发现和安乡的保安队长带领40多人枪，已经逃跑。如果不及时追回，很有可能上山为匪。他们立即找到伪乡长，命令他：“立功赎过，找回人枪，听候整编！”第二天伪乡长带领40人枪来到区政府听候改编。区政府有了这批枪支之后，不但干部都武装起来，而且招收贫苦青年，成立了区中队。

六区区委书记赵玉学、区长王益之入区之后，了解到辖区内共有5个伪乡政府、5个保安队，太二乡保安队的武器最好。于是区政府下令找到伪乡长，命令他“带队前来集中整编”。那个伪乡长战战兢兢带队前来。这一下又收缴了枪支180支，机关枪2挺。缴枪之后，旧人员被遣散。区政府另外招收一批贫苦农民青年参军。

智擒匪军官

邵阳虽然解放了，但是基础不稳。一方面，封建统治在基层根深蒂固。另一方面，国民党在溃逃前夕制订了一整套“应变计划”。1949年8月，蒋介石亲自签发《匪后游击办法》的电报。笔者见过这份“密电”，共五条：第一，各级建立临时政府；第二，在不违背大本营战略指导原则下，一切措施得便宜行事；第三，自筹军政经费；第四，组建反共救国军；第五，在某线撤退时，实行奇袭。在国民党五条措施的指使下，解放初期的邵阳，仍然是“马路不平，电灯发昏，乞丐成群，恶狗咬人，商店关门，工业凋零”。他们收编游杂武装、土匪强盗、散兵游勇，成立了“湘赣反共救国军”，番号是“8888部队”，下属3个纵队。这番号还是蒋介石亲自给的。他说：“抗战时期我把第八路军的番号给了共产党，结果他们大发展。这次，我寄希望于湘中邵阳，希望你们大发展，大发财，大贡献，建成反共基地。”

但是，敌人再疯狂，也是垂死挣扎。他们面对的是智勇双全的南下干部。

1949年10月25日是邵阳县人民政府第七区公所建立的第五天，区委副书记张寿芝率领冀东南下干部郑昌明、马北骥、王林宏、唐润祥等6人下村走访。正当他们行进在山间小道，准备进村的时候，突然发现对面山上走过来一支队伍，有12人，有的扛枪，有的挑担。张寿芝与大家研究后，决定智取，并立即隐蔽在路边的草丛里。敌人越走越近，马北骥猛然站出来，他高大的身材，响亮的北京腔，一连串口令喊了出来：“一班、二班、三班做好准备！”“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你们已被包围了，缴枪不杀！”土匪们吓破了胆，止步发呆。马北骥又发出威严的命令：“立正！枪放下！向后转！”匪徒们乖乖地服从口令，转过身去。埋伏在旁的6位同志一跃而起，收缴了十几支美式自动步枪。匪徒们回头再看，才知道中计。张寿芝等人在匪徒挑的担子内发现有“湖南反共救国军 ××团”的关防大印、团长钟岳的委任状以及大批的胸章符号和子弹。这12个匪徒分别是团、营、连、排的军官。为首的大胖子，满脸横肉，他就是占山为王的土匪头子钟岳。他投奔国民党“8888部队”的“军长”尹立言后，被晋升为上校团长。此时他们正梦想回去招兵买马呢。只是他们还没招到一兵一卒，就被我们7名南下干部全部拿下！

第一次亲手抓获一名土匪

邵阳解放之初，主力部队进军两广川藏，而地方武装还没建立，邵阳地区的土匪立即嚣张起来。他们不仅围攻3个区政府，杀害了20余名干部，就是地委驻地邵阳市也经常发生抢劫事件。面对严重的敌情，上级号召我们南下干部“既是工作员，又是战斗员”！没有武器怎么办？请主力部队支援一些，从伪警察局、乡公所缴获一些。很快，我们全区1200多名南下干部就被武装起来。当时，我因为刚离开学校参加革命不久，对如何使用武器一无所知。第一次拿枪，心慌意乱，还发生过一次事故。1949年12月23日，邵阳市军管会开展全市大清查。一位姓杜的秘书给了我一支美式30自动步枪，我仍然按照中正式步枪搬弄，结果枪支走火，差点伤人，我亦因此受到严肃批评。

但是，也是在这一天，发生了一件让我欢欣雀跃的事——我第一次亲手抓获了一名土匪。这天凌晨5点，3发红色信号弹升空，全城大清查统一行动开始。这次行动共抓获匪特200余人，缴获枪支200余支，电台一部。我被分配在“三府街”清查。这一带原来是国民党第六绥靖公署驻地，是赌博卖淫的聚集区。

在清查一栋吊脚楼时，我忽然发现床后有动静，从蓝黑色苎麻蚊帐后伸出一条刺着纹身的手臂，在被褥下翻腾。我立即大喊一声：“不准动！”那黑手还是乱翻乱抓，抓出一杆像枪又不像枪的东西。我急出一头大汗，立即朝人影上方开了一枪，打在杉木板墙上，一帧印有青天白日徽章的“乐女（妓女）证”掉下，一个人影战战兢兢地把两只手举在头顶。

再看那家伙手里抓的原来是一杆湘妃竹做的大烟枪。同行的另一名南下干部还从被褥下搜出一支手枪。看到搜出真枪，大家惊出一身冷汗。原来这家伙是一个进城嫖宿的土匪小头目，刚才慌乱中他抓错了枪。我们把他押送到军管会。军管会把枪奖给县委。我仔细察看那支枪，发现枪上有“USA ARMY”字样，型号是FR-45，美国战略情报局（OSS）制造，解放战争时期作为“美援”送给蒋介石的，蒋介石却把它送给了土匪。

第二次解放绥宁

湖南省会长沙在1949年8月5日和平解放，而湘西南的绥宁、靖县、通道、会同4个县以及周边方圆1.7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直到1950年10月才重获解放。绥宁县是湖南全省南下入湘干部进入最晚的一个县，1958年才划归邵阳地区。1949年10月10日，解放军152师进军广西途中，第一次解放绥宁。几天后部队离境，县城又被反动派、土匪占据。1950年10月20日，绥宁第二次解放后，中共绥宁县委、县人民政府才进入绥宁。

绥宁，地处湘桂交界的雪峰山深处。1950年1月27日，绥宁县伪县参议长、自卫团长龙怀麟，趁解放军主力南进之际，与会同、靖县、通道3县的一大批匪首在靖县甘棠坳草寨庵成立“中华民族自救军”，攻占绥宁县城；4月，与广西“反共救国军”司令石世佑、湘桂黔边区游击总指挥杨彪等会合；5月6日，自立“县政府”，委任杨绍绅为“县长”。他们滥征苛捐杂税，多达30余种：人丁捐、火灶捐、田赋捐、屠宰税、黄牛税、水牛税、过关税、南竹税、木材税、木排税、矿产税、特产税、盐税、商税、赌博税、娱乐税、乐女（妓女）税、鸦片税……为了维持统治，镇压群众的手段也是极其残酷，刑罚多达30余种：水牢、火烙、活埋、剁手指、剜脚筋、吊半边猪、坐老虎凳、点天灯、五马分尸、泥鳅钻妇女下身、活剐、割舌头、剜眼珠……

1950年10月19日，解放大军发起总攻，重新解放了绥宁等4个县1.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经过40天的清剿，共歼灭土匪6275名，生擒土匪中将司令龙怀麟、中将副司令蒋燮琴等将级匪首10名，校级匪首153名。

邵阳地区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共歼灭各类反动土匪武装100多股，30000多人，各种枪支12000余支，迫击炮26门，从根本上清除了匪患，建立了人民政权。朝鲜战争爆发后，邵阳广大群众不仅努力生产，而且踊跃捐献256亿元（折合新币256万元）、稻谷40万公斤，款项可购买17架飞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解放了的邵阳人民，还把最优秀的青年送上抗美援朝前线，当时共有3000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志愿军，涌现了像罗盛教（新化县人，当时属邵阳地区）这样的国际主义英雄战士。而且从1950年10月至1952年春，邵阳分3批完成了土地改革工作，做到了“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