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崇，李建权

（1.太原科技大学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2.太原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西 太原 030024）

“南下”是解放战争时期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这一历史阶段的上限应为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下限为1952年底解放军和平进军西藏。”[1]南下干部主要是指由北方老解放区（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中原等长江以北地区）前往长江以南的新解放区开展接管、建政任务的干部队伍。1948年9月8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解放战争的形势，中共中央的做出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重大战略决策。1949年4月渡江战役后，国民党已无险可守，解放军势如破竹。从5月9日解放军解放崇安县（今武夷山市）开始至10月19日，经过5个多月的奋战，福建地区（除东山岛、金门外）全境解放。随着南方新解放区的开辟与扩大，新解放区缺乏干部的问题日益显现。为执行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在中国共产党的动员下，太行区2690名干部奉调南下，参与到南方新解放区的开辟、巩固、发展之中。

一、太行干部南下福建的背景

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顺应全国人民对于和平、安定的迫切需求，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国家。但国民党当局企图依靠美国政府的支持，继续推行一党专政独裁统治。中国进入了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民主自由和专制独裁两种命运决战的关键时期。在经过重庆谈判、粉碎蒋介石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重点进攻后，解放战争愈发呈现出对人民有利的局势。

（一）全国解放形势的变化

1948年9月开始，人民解放军根据“九月会议”精神以及中央军委的指示，先后在东北、华东、中原、华北、西北战场发起规模空前的秋季攻势，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全国解放指日可待。随着解放形势的快速发展以及新解放区的不断扩大，政权的接管工作、工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开展工作、社会的稳定工作逐步取代解放战争，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重要问题。早在1948年8月，邓小平《关于今后进入新区的几点意见》中提出：“第七，关于干部。新区所需干部数目极大……按照中原区所需干部的标准，如在江南开辟1万万人口的地域，所需合格干部当在三四万之间，应请中央预为准备。”[2]由于南方新区解放晚，党组织力量较为薄弱，理论水平较低，解放区建设工作经验不足。“大多数党员党龄较短，斗争经验不多，特别缺乏公开执政的斗争经验，同时由于处在秘密环境，党内文件阅读不易，对党的政策和策略尚不熟悉”。[3]因此，接管和建设南方新解放区的职责，主要由北方老解放区的干部负责，从老解放区抽调南下干部的工作逐步展开。太行区作为革命老区，为适应全国解放形势的需要，解决南方新解放区领导干部严重短缺的问题，积极开展南下干部的抽调和动员工作。

（二）南下干部抽调工作的开展

在南下干部抽调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坚持科学调配、层层落实；在调配程序上，坚持层层分配、环环相扣。1948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的决议》中指出：“根据过去发展新区的经验……所需中央局、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等5级及大城市的各项干部，共约5.3万人左右。”[4]在抽调的5.3万名干部中，华北作为老解放区承担了抽调1.7万名干部的任务。为落实中央指示，为新区准备足够的干部，华北局于10月29日在《中共中央华北局关于外调1.7万干部及补足干部缺额的决定》中指出：“拟作如下分配：即太岳、太行、冀中、冀南、冀鲁豫5个区党委，各配齐一个区委架子。”紧接着，华北局发布《关于外调干部配备的通知》，对南调干部的要求进行进一步的部署和落实：“每个区党委的架子应包括5个军分区，每个军分区为6个县，共30个县。每县7个区，210个区……每县19人（县书1、县组1、县宣1、县委秘书1、县长1、政府秘书1、武装3、公安2、财经6、群众工作者2）。”[5]119

1949年12月初，华北局按照中央战略部署，召开会议决定，中共南下区党委辖六个地委成套班子，由太行区调3个，编为一、三、五地委；由太岳区调3个，编为二、四、六地委。根据华北局的指示，太行区需要抽调三个地委。为保质保量的完成华北局抽调干部任务，太行区党委于1949年1月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由冷楚主持，主要研究南下区党委成套班子组建问题。会议按照中共中央和华北局的指示，确定了太行区调配三个地委分别是：由太行区冀西一、六地委组成南下区党委的一地委，由太行区晋东南的二、三地委和豫北的四地委一部分组成了南下区党委三地委，由太行区豫北的四、五地委，新乡市委组成南下区党委五地委。太行区南下干部到达福建后，主要在晋江、南平、龙溪三个地区开展工作。从中央到太行区南下干部抽调和动员工作的层层落实、环环相扣，保证干部南下战略的顺利实施。

二、太行区南下干部动员方式

华北局在抽调南下干部时存在很多困难，各县区级领导机关干部均不满员，存在1.4万的干部缺口。抽调干部后，所留干部不论在数量与质量上都减弱了。很多农民干部刚刚过上“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美满生活”，但南方还处于战乱状态，加上对南方气候条件的不适应，很多干部不愿背井离乡。为此，中国共产党除了实施增设副职、成立华北党校、扩大中等学校规模、开展干部训练班等措施，还对被抽调南下干部进行了充分的动员工作。

（一）加强政治学习，增强工作适应性

太行区是革命老区，解放时间早，老解放区内封建、反动势力较为薄弱，人民团体组织健全，政权巩固。根据中央的《五四指示》进行的土改工作也基本完成，干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发展生产和支援全国解放战争。新解放区人民群众尚未充分发动，封建势力、反动势力仍有残余，社会秩序尚不稳定。太行区南下福建的干部面临着在新解放区开展接管城市、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土改秋征、支援前线等任务转变的工作适应性考验。

1.武安集训与组建长江支队

武安集训前，太行区各地委分别组织先期动员工作。1949年1月中旬，太行区二、三地委各县，均根据上级关于调配干部南下的指示，先行对南下干部进行了动员工作。各县组织干部学习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南下干部的政治觉悟有所提高。2月12日，太行区三地委组织长治市和长治、壶关、潞城、平顺、黎城等县南下干部到达地委所在地集中、学习、编组。从2月15日开始，太行区二地委对被抽调的南下干部进行了为期一周的学习动员及初步审查工作。经过太行区各地委的初步动员后，南下干部从左权出发，经过长途跋涉于2月27日到达河北武安县进行集中整训。

太行区选调的干部多为农民干部，他们有着丰富的老解放区农村工作经验。但对于南下新解放区接管中小城市、剿匪反霸、土改秋征、支援前线等工作尚不熟悉。1949年3月7日至10日，其余太行、太岳区选调的南下干部陆续到达武安县进行集训。在南下干部武安集结之际，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集中讨论在新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实行战略转移，即从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为增强南下干部的工作适应性，南下区党委书记冷楚动员南下干部进行政治学习，向大家讲解城市政策。冷楚在讲话中指出：“过去我们光抓农村，现在要先抓城市，抓脑壳来带动全身，抓住城市来改造乡村。城市与农村不同，我们的政策也不同……接收城市要学好城市政策，对工人阶级主要是教育发动，团结起来，改善生活，进行城市生产；对知识分子要团结使用；对民族工商业者是保护和劳资两利，限制他们操纵市场、哄抬物价，在政策上又联合又斗争。”[5]3493月29日至30日，南下区党委召开县委委员以上的领导干部会议及全体南下干部大会。会上，冷楚同志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分析了当前南下的任务和形势。他指出：“今后必须做好城市领导乡村工作，依靠工人阶级，加强工农联盟，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这次南下有两个任务：一是铲平反动基础，二是在胜利后建立新中国。”[5]350冷楚同志讲解的城市政策，对于太行区南下干部来说是非常新的政策知识。许多太行区南下干部表示通过对党在新解放区方针政策的政治学习，自身的政治觉悟、思想境界和组织纪律均有了进一步的提高。郝雪廷教授在采访南下福建南平的老干部时，十几位被采访的老干部几乎都提到：“武安集训给我们影响最深的是城市工作，因为我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农村干部，农村有经验，但是城市工作都是门外汉。”“土脖子进城，一切从零学起，包括怎么样说话，怎么样回答人家的问题，怎么样和城里人打交道等等。”[6]19武安集训使太行区南下干部在思想上经历了一次从农村干部到城市干部的洗礼，增强了南下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尤其是在接管城市、新解放区工作开展方面，南下干部的工作适应性大大增强。

4月15日，毛泽东、朱德在“双清别墅”接见了新任太行区党委书记陶鲁笳以及“长江支队”主要负责人冷楚。毛泽东强调，“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7]。这次谈话对南下干部接管新区政权、开展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早在1949年3月，根据中央和华北局的要求，南下区党委、行署和军区一级机构相继组建完成，区党委对外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南下区党委对南下各地委进行了整编，南下的六个党委改编为六个大队，30个县级干部架子改编为中队，199个区干部架子改编为小队。长江支队建立后，南下干部的政治学习和动员工作以大队为单位开展。据长江支队第三大队一中队第三小队的太行区南下干部张全福回忆，“大队党委根据各支队党委的部署，学习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学习全国解放战争的政治形势和任务，主要学习《将革命进行到底》《关于时局声明》《评战犯求和》《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及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等；第二，学习全党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战略转变；第三，学习关于党在新时期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第四，学习关于党在新区的宣传教育工作；第五，学习关于治安保卫工作；第六，学习关于行军中的政治思想工作”。[6]62经过一个多月的集训，太行区南下干部的政治理论水平和党性党纪方面均有提高。尤其是对南方接管新区的工作有了全面、准确、深刻的认识，为完成南下行军以及新区工作开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2.苏州整训

苏州整训与武安集训不同，武安集训期间及长江支队出征前夕，根据北平会议精神，太行区南下干部预备接管苏南地区。苏南地区群众基础较好、经济条件好、自然条件好，南下干部的积极性很高。“苏南地区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称，属中国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富饶美丽的京、沪、杭鱼米之乡，大家听了欢欣鼓舞，盼望早日登程。”[5]199由于解放战争进展比较顺利，长江支队到达南京时，组织上已经安排了其他干部在苏南地区进行接管工作。1949年5月24日，南下干部到达苏州。在苏州期间，华东局张鼎丞同志在上海参加军事会议期间提出“福建是东南海防还有解放台湾的任务，十分需要干部，长江支队还是去福建”[5]204的意见，并得到时任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邓小平的支持，南下干部继续南下，接管福建。福建地区相比于苏南地区十分的贫穷落后，交通不便，自然条件也相对较差。当时流传着两句关于福建的顺口溜“地瓜当粮草、火笼当棉袄”“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充分的说明福建解放区的困难境地，个别同志出现思想波动。为进一步动员南下干部继续南下，接管福建，南下干部在苏州展开整训。

苏州整训期间，华东局组织部长张鼎丞于6月12日，为“长江支队”的南下干部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动员大家克服困难，继续南下福建。张鼎丞还勉励干部们要学好城市政策，到福建先接管城市，并在乡村开展借粮支援前线，还要积极恢复农业生产，恢复工商业。[5]203会后，全体干部进一步领会、学习张鼎丞同志报告精神，并学习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和《解放全中国》等文章。经过苏州整训，太行区南下干部对南下接管福建的工作内容认识更加深入，思想适应性、工作适应性进一步提高。通过对时事的学习，南下干部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进一步提高，对解放全中国和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更加坚定。

（二）解决实际困难，增强生活适应性

动员太行区干部南下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除了解决干部的政治思想问题，解决南下干部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也是动员干部南下的重要一环。太行区党委通过解决南下干部生活中存在的实际困难，提供强有力的后勤保障，增强南下干部的生活适应性。

1.解决南下干部实际困难

太行区南下干部所面临的困难有生活困难、婚姻家庭等两个方面：生活困难方面集中的表现为土地代耕问题，婚姻家庭方面主要集中表现为配偶和子女的发展、照顾问题。针对生活困难中的代耕问题，太行区三地委黎城县制定了南下干部家属的代耕计划，确定了人和组，并宣传南下干部按军属优待，并对代耕工作进行检查。婚姻家庭方面，太行区一地委对南下干部的困难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并针对性的提出解决方法：“1.要求培养老婆者，上高小当干部；2.要求培养子弟和保育者，六岁以下给半保育，母在家者用长期救济解决；……5.要求离婚者，暂不批准，理由是照顾双方影响，再来信时解决；6.要求更正成分者，本县检查正确解决；7.外区要求在本区安家者，介绍所住县安家；8.错斗中农要求归还原地者，本县调查解决。”[8]通过解决南下干部所面临的生活困难和婚姻家庭问题，南下干部的后顾之忧得到解决，南下的动力更足，意志更加坚定。

太行区二地委抽调干部时，为解决南下干部的后顾之忧，提出“三个不抽和五点照顾”。三个不抽是：“独生子不抽、家有烈士不抽、家庭拖累太大不抽”。五点照顾是：“1.南下干部家属按军属待遇；2.家庭经济困难的给予补助；3.家中缺乏劳动力的，由区村给予代耕；4.南下干部家属在农村的，可以批准回去探亲、安家、告别，限期回到单位；5.女干部不能跟队行军的暂不南下，等新区环境安定后，派专人来接”。[6]12通过实行“三个不抽和五点照顾”抽调出来的南下干部，后顾之忧少，南下阻力小，面临南下后的现实问题相对较少，为南下接管新区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2.提供有力的后勤保障

武安集训后期，各级党委选调300多名干部，从支队到中队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供卫机构：“长江支队”设立供卫部，下设供应科、审计科、会计科和卫生室。6个大队分别成立供应科和卫生室，配备了医生。30个中队成立供应科，有的中队配备了医务人员。后勤保障机构的完善，为干部在南下途中提供了物资保障、安全保障、卫生服务保障，保证南下干部顺利到达目的地。

粮食问题是后勤保障中的首要问题，为保障粮食供应，南下区党委进行了精密的部署。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在《关于南下干部生活待遇、装备暂行办法》中规定了粮草的供应标准，规定行军期间所有人的伙食供应均按中灶标准进行分配，具体分配明细如下：

表1 南下干部伙食供应表

南下途中粮食的供应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武安南下至蚌埠期间的粮草供应均由太行区负责；第二阶段，蚌埠到南京途中的粮草供应由第二野战军蚌埠兵站供应，到达南京后由第二野战军后勤部安排粮食供应；第三阶段，从南京到闽北建瓯所需的粮食均由中国人民解放军10兵团负责；第四阶段，进入福建后，南下干部的粮食均由福建供应。南下干部在苏州驻训的50多天内，当地供应的粮食主要为大米。为解决大家吃不惯大米的情况，增强南下干部在南下过程中的生活适应性，支队供应科派人联系吴县的私人面粉厂用大米换面粉，保证南下干部在行军过程中的面粉供应。

在交通、通信、医疗、补助方面，中共中央华北局组织部在《关于南下干部生活待遇、装备暂行办法》中规定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以保证干部南下的顺利进行。地委委员以上干部，每人带牲口1头，马夫1人；县区干部每40人由公家雇大车一辆，只拉行李；病号由公家雇车转送。行署级、分区级、县级、区级单位分配公共通信员3人、2人、3人、1人，满足各单位南下干部通信的需要。每个区党委配备了4名医生，并携带必要的药品，提供基础的医疗卫生服务。行军出发前，每人都发放津贴费、卫生费、保健费、抚恤费、老年优待费等等，解除南下干部对于行军途中物资供给的顾虑。

（三）注重精神鼓舞，增强思想适应性

干部抽调和南下的过程中，部分农民干部存在土改后分了土地有了牛，不愿离开家乡，斗志松懈的“革命在本地，调远即回家种地”的落后意识。在这场党性与亲情的选择中，部分干部还出现了假自杀、逃跑、躲藏等方式来逃避南下。太行区黎城县某区干部在南调时散布“在家里怀抱妻，有何不好，何用我背包袱东奔西跑”[6]13的言论。这也反映出党需要对南下干部采取有效的动员方式，解决南下干部的思想适应性问题。

1. 营造南下光荣氛围，对南下干部进行精神鼓舞

为动员南下干部在思想上尽快适应南下工作，中国共产党从南下干部出发地到工作地，沿途组织群众进行欢迎、欢送大会。太行区二地委榆社县委不仅在干部中进行动员，而且在农村支部中普遍的进行动员工作，群众的觉悟提高后，自觉地帮助南下干部解决家庭生产和生活的困难。支部发动群众欢送南下干部，有的还把欢送变成了誓师大会，慷慨激昂，极为动人，对南下干部有很大的鼓舞和坚定作用。太行区三地委武乡县南下干部在洪水镇出征时当地政府组织了锣鼓队、秧歌队、小花戏等文艺团体热烈欢送。同时，当地政府还组织数千群众排起长队进行欢送。还有不少群众自发的带了武乡的特产“炒指”送给南下干部，并安慰他们：“孩子，带上这些炒指吧，你们走得远，炒指好，上面有咱们家乡的土，过一段就服当地水土了。”[6]13沿途群众热情的迎来送往，营造出南下干部光荣的浓厚氛围，增强了南下干部的思想适应性。

1949年3月2日，为动员先行到达武安的太行区南下干部认真学习政治和党的各种政策，做一名听党指挥、遵守纪律的好党员、好干部，南下区党委书记冷楚做了《南下进军把革命进行到底》的报告。冷楚在报告中指出：“我们的目的是解放全国人民，我们已奋斗29年，现在是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候了。这次进军江南，必定取得全国解放的伟大胜利。我们有丰富经验的党的领导，有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做支柱，我们一定能胜利。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担负起随军解放江南的伟大任务。”为了鼓舞太行区南下干部士气，冷楚在讲话中还强调这次南下是太行区继“八路军前往太行地区抗日、太行干部接管东北、在李雪峰同志带领下跟随刘邓大军南下”后的“第四次进军”。最后，冷楚带领大家宣读誓言：“我愿和同志们接受这个任务，愿为党贡献力量，我们是毛泽东、党中央领导的队伍，坚决完成党的任务。”[6]75冷楚的报告鼓舞了太行区南下干部的精神，振奋了南下干部的士气。

武安集训期间，太行区各中队教唱革命歌曲，举办了墙报，刊登新闻和表扬、批评、建议等栏目。太行区党委调来各种剧团演出《血泪仇》《闯王进京》《白毛女》《刘胡兰》等。这些文化活动不仅丰富了南下干部的生活，也是最好的丰富主观世界的教材，教育大家不忘阶级苦，牢记血仇泪，更能够动员干部们南下新区开展工作的热情。

2.对南方印象的解构与重构

太行区南下福建干部普遍认为南方的饮食、气候、语言文化、联系群众方面存在适应性问题，存在认为北方人到了南方水土不服、吃不惯大米、语言方面难以沟通，工作不好开展等对南方的负面印象。为此，中国共产党对南下干部开展了深入的动员工作，解构南下干部思想中的负面印象。

苏州集训期间，华东局组织部长张鼎丞到南下干部所在地，介绍福建情况，亲自对南下干部开展动员工作。他在讲话中指出“福建人民在党的坚持了长期的武装斗争，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福建是四季常青的好地方，盛产稻米、水果、海产丰富；闽北有原始森林，闽南气候宜人。”南下区党委组织部长刘尚之也在讲话中指出：“福建是革命发源地，是三大暴动地之一，大革命到现在一直坚持着地下斗争，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5]141经张鼎丞的介绍和刘尚之的动员，南下干部对福建的坏印象得到解构，对南方的印象更加客观。会后，太行区南下干部各中队、小队都进行了热烈讨论，“福建是祖国的一个省，也是个好地方”“革命的需要就是自己的需要”更加深入人心。通过讨论，南下干部的政治觉悟普遍提高，对南方的认识更加客观、准确。

三、结语

南方与北方存在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的重大差别，太行区干部到南方开展工作存在着生活适应性、思想适应性、工作适应性等多方面的考验。中国共产党采取合理的动员方式，对太行区南下干部进行了广泛、深入、充分的动员工作。经过党的全面动员工作，充分调动了南下干部的主观能动性。北方干部到南方工作的地方适应性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为太行干部南下接管、巩固、发展新解放区做出重大贡献。据武乡县统计，武乡县第六批97名南下福建干部中，除秦定九等20名干部因工作调动离开福建外，其余77名武乡籍干部均扎根福建，分布在南平市市局机关或福建省省厅机关工作，为促进南平市甚至福建省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新时代的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业已完成，但乡村振兴、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仍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人才是发展的关键。动员广大干部到基层去、到国家需要的地方去是有效的解决地区之间不平衡发展的措施之一。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干部南下时所采取的动员方式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处理城乡关系、改变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状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