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崇，李建权

(太原科技大学,山西 太原 030024)

南下干部是解放战争后期、新中国成立前期，由北方老解放区(华北、华东、东北、西北、中原等长江以北地区)，前往长江以南的新解放区开展接管、建政工作的干部队伍。从1949年5月9日解放军解放崇安县(今福建省武夷山市)到10月19日，经过五个多月的奋战，福建地区(除东山岛、金门外)全境解放。随着福建各个地区的解放，南下干部陆续到达福建开展接管、建政工作。南下干部开展工作之初，解放战争还在继续，为了保证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征粮支前成为南下干部接管新区后的重要工作。

一、南下干部征粮工作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公粮是新生政权重要的财政来源，对于稳定新解放区物价、支援前线战争、配合与执行中共中央统一财经政策具有重要意义。鉴于粮食供应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从党中央到福建省委进行了层层部署、步步落实。1949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新区筹粮的规定》指出：“一、大军南下，进入新区后，公粮制度一时尚不能实行，除以缴获粮及伪政府屯粮充军食，当地如有地方公产收入之存粮亦可尽先借用外，不能依赖后方供给，主要地必须采取就地征借办法，解决军队的粮草供应问题……六、部队进入城市，则主要依靠缴获解决军粮。”[1]为落实党中央关于征粮工作的部署，福建省委于1949年8月12日，在建瓯县城召开南下干部与地下党干部会师大会。省委书记张鼎丞在讲话中指出：“认真接管城市和农村，向全省人民宣传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大好形势，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安定民心，开展借粮、筹款工作，支援前线，保证人民解放军吃饱饭、打胜仗。”[2]3089月6日，省委在福州英华中学(现福州高级中学)礼堂召开大会，方毅同志作了关于做好借粮、筹款、支前工作的报告，再次对征粮工作进行了强调与部署。晋江会师后，省委副书记、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南下干部)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安定社会秩序，进行剿匪反霸、接管城市农村工作和开展征、借粮工作。”[2]309根据中共中央和福建省委的指示，福建解放区开展征粮工作对于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具有重要意义，征粮工作成为太行解放区南下干部接管新解放区后的重要工作。

征粮工作直接影响解放战争前线的粮食供应，极具重要性、紧迫性。福建解放区山地多，粮食产量较低，加上刚刚解放，域内还存在许多封建势力、反动势力残余，例如，反动地主、土匪等，使征粮工作更具复杂性。福建解放区内有武夷山、洞宫山、雁荡山、仙霞山、括苍山等山区，自然条件不利于粮食种植，粮食产量低，影响征粮工作开展。1949年福建全省粮食总产量仅56.6亿斤，比总产量最高的1936年下降30%，缺粮的县占全省的三分之一。叶飞将军在回忆录中提道：“福建的情况，草是不成问题的，粮的问题大。福建是个缺粮的省份，按正常年产量，一年缺粮三四个月，全靠省外调进补缺。十万大军入闽，粮食就是大问题了。”[3]576太行区南下干部接管福建后，由于国民党政府败退时对福建当地的老百姓横征暴敛，经济萧条，“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军需民食都成问题”[2]262。“道路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4]154成为福建省南平市被国民政府压榨、掠夺后的真实写照。

太行解放区南下干部接管福建新解放区政权后，由于南下干部人数少，且大部分集中在省市县政权内，主要负责各部门的领导职务，不利于深入发动群众，密切党群关系。反动分子利用这一时机，煽动群众闹事，扬言要“赶走共产党”“八月十五到城里吃月饼”等[2]262。反动势力还纠集武装力量上山为匪，伏击南下干部、抢劫粮食，严重阻碍征粮工作的开展。邵武县城(今福建省南平市邵武市)曾三次被土匪侵扰，土匪人数最多时超过六千人。邵武县城包括南下干部在内，武装力量不足二百人。土匪割断地委机关与外地的电话线，堵截桥梁，围困邵武县城三天三夜。据建瓯县(今福建省南平市建瓯市)档案材料记载：“土匪杀害我们的军人、干部以及群众381人，其中地方干部241人，军人90人，群众267人。劫车145次，劫船534次，劫舍147次，焚烧民房1490间，奸淫妇女44人，绑票208人次，抢劫大米39.2万斤，黄金652.6两，银元3.24万枚，人民币6145万元，猪394头。”[4]313南下干部人数少、土匪猖獗与破坏，给征粮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语言沟通问题也是南下干部所面临的重要问题。由于山西、福建两省距离远，南北方言不通，工作上交流困难。“在地干部彼此之间在闲暇时间交谈，都是以北方干部无法理解之方言交谈。在办公室规定使用标准话，一些地方干部因为在办公时间没有使用标准话而被批评为‘地方主义’。虽然有少数本地干部在从军时期学习过标准话，但是一直到1956年党在召开会议时，仍需要翻译辅助。”[5]山西、福建两地的语言差异，给太行区南下干部在征粮工作交流中带来了很大不便。

综上所述，南北方自然条件、人文条件的差异，以及新解放区干部缺乏、群众基础相对薄弱、反动势力强、语言不通等现实条件，给太行解放区南下干部在新干部培养、剿匪、征粮等方面带来了新的考验。如何处理好征粮与发动群众工作、征粮与培养新干部工作、征粮与剿匪工作的关系，成为太行解放区南下干部面临的新课题、新任务、新挑战。

二、南下干部在福建地区征粮工作实践

太行解放区南下干部接管福建新解放区后，在新解放区的旧政权改造和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福建新解放区征粮工作中的骨干力量。南下干部在征粮实践中，通过培训新干部、宣传征粮政策、召开农代会、打击旧势力、实行合理负担等方式，克服了福建新解放区缺少征粮干部、语言不通、群众发动不充分、土匪及反动势力破坏等困难，出色地完成了征粮任务，有力地支援了解放军入闽,为解放军顺利解放福建奠定了物质基础。

(一)征粮干部培训

福建新解放区的征粮工作干部组成主要由太行解放区南下干部、本地干部两部分组成，本地干部主要包括原地下党干部、新培养的地方干部。福建解放区六个地委主要领导干部共34名，其中太行解放区南下干部27名，原福建地区地下党干部7名。在县级政权的主要领导干部中，南下干部同样占绝大多数。太行解放区南下干部与福建本地干部在征粮工作中，呈现出相辅相成的工作关系。太行解放区南下干部经历过老解放区的革命斗争、城市和农村工作、支援前线工作，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领导经验，福建本地干部应向南下干部多学习经验。福建本地干部中的地下党干部有着依靠、联系本地群众，开展本地群众工作的经验。福建方言复杂难懂，太行区南下干部征粮工作的开展，应紧密依靠本地干部，充分动员、组织、发动群众。福建解放区的南下干部数量少，难以在福建新解放区全面开展工作。“接管和经营福建省需要一个省级、两个市级、八个地区级、八十多个县级的党政领导班子和业务领导干部。当时张老(张鼎丞)手里只有由太岳、太行地区调集来的一套区党委、六套地委专属的四千多名干部。张老说，接管浙江有八千干部，我们去福建只有他们的一半，怎么行呢？”[3]574在南下入闽干部严重缺乏的背景下，培养当地征粮干部成为解决征粮干部缺乏的重要途径。

在新征粮干部抽调方面，新干部的组成以当地有文化基础的干部、学校师生、农民中的积极分子为主。建瓯县支前办从福建公学挑选学员、县政府抽调干部，组成10个支前工作队；松溪县抽调80多名师生组成征粮工作队；邵武县举办两期农民训练班，60多人结业后被分配到各乡，参加征粮支前工作；长乐县招收了70多名本县知识青年，经过短期培训后，充实征粮干部队伍。各地通过发动、组织、动员本地新征粮干部，干部在数量上得到补充，缺少征粮工作干部情况得到改善。

在新征粮干部的培训方面，以短期培训为主。各地南下干部对新征粮干部进行短期培训，在解决征粮干部缺乏的问题上，效果显著。在闽北松溪县，南下干部组织城东、城西两所小学及少数农村教员进行短期集中培训，“在短短一个多星期里，通过学习，我们深受教育，提高了思想认识，初步树立了革命信念。学习结束后，由县人民民主政府分配我们到各乡给解放军当翻译、帮助做好筹粮、支前工作”[6]22。松溪县在征粮队伍的配备中，每个组由3—6名本地征粮干部组成，2—3名解放军同志配合。通过新干部动员、组织、培训，福建解放区缺少征粮干部的问题得到解决，为征粮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前提和保障。

(二)征粮政策的制定与宣传

随着解放战争在福建地区的胜利推进，各级解放政权对于征粮支前工作进行了层层部署。1949年3月26日，闽粤赣边区党委在第一次财经工作会议的决议中指出：“根据当前边区的实际情况，征收公粮必须实行合理负担，奖励生产，团结中农的基本政策，并根据不同地区采取不同的征收办法。”[7]为了保证入闽大军的粮食供应，闽浙赣边区党委于6月30日发布《关于大军供应工作指示》，对征粮措施和征粮宣传进行了详细部署：“筹粮一般可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集中公粮，清理积谷欠粮，发动检举贪污舞弊及收齐欠款……第二步，向地主、富农借粮应严格依中央及华东局指示标准，但照顾到划分阶级一时不容易，因此，首先确定：贫农一般不借；地主征借按其粮食总收入作标准，一般借粮不超过总收入百分之五十，富农不超过百分之三十五。第三步，至于对中农借粮，看粮食能否达到既定要求，若数目不够，对中农征借不超过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8]此外，闽粤赣边区党委在征粮宣传上，提出了召集会、出布告、由闽北报经常报道政策经验等宣传措施。闽粤赣边区党委制定的征粮政策和征粮宣传方式，为南下干部征粮工作的开展提供了重要前提。

太行区南下干部在征粮宣传工作中，对征粮政策和征粮的重要性进行了宣传，帮助群众理解征粮政策。在宣传方式上，征粮宣传口号是南下干部最主要的宣传方式。在南平三区的秋征中，太行解放区南下干部提出宣传口号：“交好爱国粮，保国保家乡；交好翻身粮，保卫好时光；交好爱国粮，人人都有责。”[9]27在福建邵武县，宣传队员经过培训后分配到各地开展革命宣传活动，通过印发新闻消息、张贴标语、演讲、歌咏等多种形式，宣传革命形势、任务和党的新政策，帮助建立乡政权，完成征粮支前任务。在福建罗源县，南下干部也通过广泛、深入的宣传动员，出色地完成了征粮任务。罗源县借粮工作队广泛向民众宣传“合并赋元，累进计征”的征粮政策，在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内征粮43 000多担，顺利完成了征粮任务。“福建省委省政府在1949年印发一万余份征收布告，各专属根据省委省政府的指示精神，印发了大批布告，张贴到村。五专署印制了十余种宣传品分发下去。”[10]1258南下干部通过开展广泛的、形式多样的征粮宣传活动，使民众对征粮重要性以征粮政策有了更加深刻地了解与认同。

(三)发动农民，实施合理负担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代表大会是组织、动员农民参与革命的基本方式，也是南下干部动员、组织、发动农民的重要方式。在新解放区，农代会具有一定的基层政权性质，在新旧政权过渡之际具有重要意义。华东局在《关于江南新区农村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农协是农民群众的组织，是乡村人民政府的主要支柱和基础，当农民群众已经组织起来和发动起来的时候，乡和村的农民代表会议将起到乡和村的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11]

太行解放区南下干部征粮实践中，农代会在征粮干部培训、政策宣传和征粮工作开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福建浦城县委农会副主任李东成主持训练农会积极分子1000余人，为征粮工作准备了大量人才。鉴于农代会在征粮工作中的重要性，南下干部开始组织、动员各地农民普遍建立农会组织。截至1950年6月，“全省9000多个村中，已有5113个村建立了农民协会，全省农民协会会员共达74万人(内妇女会员有10万人以上)，全省已有62县召开过农民代表会议。6月底，福建省召开了第一届农民代表会议，正式成立了福建农民协会。”[12]据统计“(福建省)六专属八个县1345个保，已组织起农会的有965个保，占总保数72%，农会会员达到84 540人，占总人口的6.4%；四专属八个县已成立农协会217个保，占总保数16.3%，农会会员22 632人，占总人数1.55%”[10]1264。通过参加农代会，农民代表系统地学习了中共的征粮政策，再将政策传达给群众，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征粮干部少、听不懂福建方言的困难。农民协会的普遍成立与农代会的召开，为南下干部征粮工作打下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在征粮工作中，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充分发动农民，太行解放区南下干部采取“赋元累进计征”的办法，废除国民党政府田赋征实、征借及其他苛杂税收。赋元是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的税收方法，在新区征粮干部缺乏、群众未充分发动、反动势力破坏与阻挠的情况下，按赋元征收是较易实施的征粮方法。太行解放区南下干部本着“粮多多出，粮少少出，无粮不出”的原则，依照民国37年(1948年)国民党政府地籍册所记载的赋元，累进征收。此外，对于农村中不同的特殊群体，中共还制定了相应的优抚政策，从而减轻农民负担。对于烈属、军属采取“每户扣赋元一元不负担”，以示优待；对无劳动力及无劳动力而出租者，“赋元与一般户相等”；家庭贫困、人口多者，“经群众公议，报区以上人民政府批准，也可酌情减免其负担”；对于遭受自然灾害，收益不足四成者，经群众公议后，报人民政府批准，也可酌情减征或免征[10]1247。为解决赋元征收中产生的负担不均、赋元不合理等问题，福建省委发布《福建省1950年夏季征收公粮实施办法》《福建省1950年农业税征收暂行条例施行细则》。文件规定：“起征点定为60公斤，农业税地方附加一律按正税15%分别计算，统一征收，一律以稻谷为主。”[13]39各地在执行中，通过正确调整粮食产量、核实土地，广大农民积极地向政府交纳公粮，积极配合征粮工作。“龙岩县红坊区翻身农民敲锣打鼓送交公粮，一天达1.15万公斤。永春县有1839名妇女参加义务运粮队，替缺乏劳力的农户挑运公粮5万多公斤入库。”[13]39

(四)征粮与剿匪工作并进

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在败退之际，部分军、警、政、特人员纷纷潜伏下来或者勾结土匪，伺机对南下干部和新生政权进行破坏活动。据1950年上半年统计，闽北各县有土匪170多股，15 600多人。“1949年4月底，国民党第九编练司令部情报科科长陈达到福建浦城部署‘应变’潜伏，将浦城谍报组改为闽北潜伏组，并把闽北谍报组所辖地区合并于浦城潜伏组。各县国民党政府都相继召开了应变会，以对付人民解放军的到来和新生的人民政府。”[6]3国民党反动势力与当地土匪相勾结，骚扰新生政权、抢粮、杀害征粮干部，成为南下干部征粮工作的巨大隐患。因此，太行解放区南下干部坚持征粮与剿匪并进的工作方法。

南平地区是匪患较为严重的地区，在太行解放区南下干部接管南平短短两年时间内，土匪抢劫6160余起，杀害干部189人，严重威胁南下干部的人身安全和征粮工作开展。为防止土匪的侵扰，福建省南平市浦城县南下干部采取“一是县直各单位白天分散各单位办公，夜间集中县政府住宿。各区武装工作队，白天下乡调查研究，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揭露敌人各种谣言，以实际事实教育群众，晚上集中学习，交流总结经验；还要提防土匪袭击，带领区分队小范围剿匪。二是所有的干部，每人增发了枪支弹药，既是工作员、宣传员，又是战斗员。三是县委采取了由点到面逐步铺开的工作方法。四是派李耀明同志到地委汇报工作，并要求地委派部队来浦剿匪”等措施，积极应对国民党残余势力以及土匪反动武装的进攻。在南下干部与解放军的紧密配合下，浦城县一个月内生俘土匪1500余人，建瓯县歼灭土匪3768人。截至1949年底，福建全省共歼灭土匪15 438名，但全省仍有土匪240余股。至1951年3月，福建省共歼灭、活捉土匪53 385人，福建地区的匪患基本肃清。征粮与剿匪工作的同步进行，为太行解放区南下干部顺利完成征粮支前任务提供了重要保障。

(五)打击旧势力

国民党政府和军队败退时，将福建地区不能带走的粮食分散藏匿在各处，防止被解放军缴获。南下干部接管福建之初，由于基层政权未能彻底改造，群众尚未充分发动，很多旧保甲长、旧财经人员帮助国民党政府进行粮食分散、藏匿工作。南下干部通过宣传征粮政策，动员旧政权工作人员主动上缴藏匿的粮食，顺利完成了征粮任务。“福建浦城县南下干部通过慎重利用一些民愤不大的保甲长、旧财经人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交出许多原有的粮食报表和账册，从中找到了有关粮食来源的线索，很快就把国民党县政府和军队分散藏匿于各户的粮食，筹集到302万斤。”[6]20

除收缴国民党分散藏匿的粮食外，太行解放区南下干部在对地主、富农的征粮工作中，广泛开展发行军粮公债、查黑地、反瞒产、挤化名运动，通过发布召集会、自报公议等方式，动员地主、富农配合征粮工作。军粮公债主要是以地主、富农为对象，采取劝销方式进行筹粮。在福建，南下干部通过政府发行军粮公债，动员地主、富农进行认购的方式，有力地动员地主、富农配合征粮支前工作。“边区共发行公债1750万斤。潮汕750万斤，梅州500万斤，闽西500万斤。军粮公债年息四厘，全面胜利后分期偿还本息。”[14]

在国民党反动政权统治下，地主、富农、恶霸等势力将大量的田地化整为零，有的买到地不过据，形成有田无赋；有的通过黑地、化名等方式隐瞒或转嫁赋税。为应对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部分穷苦农民通过化名来隐瞒土地数量，福建解放区“穷人小隐瞒，地主大隐瞒”的现象较为普遍。为顺利完成查黑地、反化名工作，太行解放区南下干部深入发动群众，对群众进行合理负担政策教育，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发动起来的群众不但积极上报自己的黑地和化名，而且积极协助征粮干部查处地主及富农的黑地、化名。在六专属漳浦县一区绥西保，“该保委员陈寿良、陈章等，跑到20里路以外的保里，查出地主黑赋元22元；该保过去地籍册记载赋元3030元，在经过群众查挤并户斗争后，现在全村共有赋元3100元”[10]1264。经过充分地组织、动员、发动群众，地主及富农的黑地、化名等问题得到解决。在查黑地、挤化名的基础上，福建省各县、区、乡成立农业税调查评产委员会。评定委员会按乡为单位评等定产查黑地1.6万多亩，保证了征粮工作的顺利完成。

三、征粮工作的成效及偏差

太行解放区南下干部经过深入发动群众、培训征粮干部、剿匪、打击旧势力等工作，基本完成了征粮工作。“据不完全统计，在配合南下大军解放福建进程中，福建省人民共支援粮食4000万斤以上，柴草6000万斤左右。”[15]为保证解放军顺利入闽、确保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在征粮工作的过程中，南下干部注重发动群众、坚持征粮与剿匪、征粮与基层政权改造工作并进的工作方法，使得征粮工作更具“群众运动”的色彩。征粮工作的进程，也是福建新解放区群众对新生共和国政权逐步认同的过程。征粮工作的推进，对于促进民众对中共政权的认知与认同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征粮干部数量及自身水平限制、对福建新区的情况认识不足、征粮任务重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征粮工作出现了脱离群众、单纯行政命令作风、负担不均的问题。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作《论联合政府》政治报告中强调要充分发动群众，避免单纯行政命令的工作作风，他指出：“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我们的同志不要以为自己了解了的东西，广大群众也和自己一样都了解了。群众是否已经了解并且是否愿意行动起来，要到群众中去考察才会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义。”[16]福建省部分地区，征粮干部在工作中对征粮政策的宣传不足，未完全发动群众。查黑地、反化名是征粮工作的重要一环，在这项工作中，征粮干部单纯依靠旧保甲长，未经充分发动群众就号召群众自报，结果出现群众自报的土地数目比国民党旧政权统计的土地数目还少的情况。“福州市开闽、平远两乡，大部分保甲长具结达到两三次，不但不去合并赋元，相反，倒增加了化名。他们面对地籍册子，不会运用，见到自报的赋元比原册子普遍大大减少，也无计可施。”[10]1265由于群众自报数目比原地籍册记录的还少，征粮任务难以按时保质保量完成。部分征粮队变成了“催粮队”，更有甚者演化成了单纯使用行政命令手段，处罚、打骂、捆押等现象时有发生。“三专属福安七区在20个保内被处罚25户，扣押14人，五专署73个助手打过192人。”[10]1266单纯使用行政命令手段不仅存在征粮工作中，也存在运粮工作中。由于未充分发动群众，采用行政命令手段发动群众运粮，由义运变成了派差，严重脱离群众。“一专属规定，从18岁至50岁的男人，不论路程远近，均自带粮食，由政府统一组织参加运粮。”[10]1267在粮仓管理方面，由于原封不动地使用旧仓管人员，福建地区出现大量粮食被贪污、倒卖的情况。“建阳丰乐仓库，每100斤多秤2斤3斤，最多达4斤；浦城仙阳仓库主任贪污修建费3000斤，多报6000斤，共报9000斤……龙溪两个加工厂，盗卖公粮大米27 000斤，稻谷20 000斤；樟湖有一个坏蛋盗卖公粮30 000斤；龙溪一区粮库假报被人盗去稻谷9483斤，长乐加工厂给地主打空条粮食达210 000斤之巨。”[10]1267充分发动群众是征粮工作顺利完成的关键，单纯使用行政命令手段会影响群众在征粮工作中的积极性，影响征粮工作的进程。

由于部分地主、富农收租低，征粮干部缺乏深入调查，造成收租低的地主、富农负担过重，出现大量出逃的情况。“长乐一区竟逃亡180户，一专属据初步统计逃亡达500户。”[10]1266潜伏的国民党敌特人员利用这一情况，大肆造谣，造成地、富敌意对抗，影响征粮任务的完成。

太行解放区南下干部在开展征粮工作时，匪患严重、语言不通、征粮干部缺乏、反动势力破坏、对福建新区不够了解等客观因素确实存在，但最重要的是干部对征粮政策了解不充分、调查不深入、未充分发动群众，进而产生单纯依靠行政命令的错误。“下面干部发生有仅仅依据上级所派任务进行工作的现象，该多征的不多征，也就是不按税率办事，而按照任务办事的错误倾向，另外也有束手束脚，不大胆进行工作的情形。我们对下面直接征收的干部所要纠正的偏向主要是命令主义。”[17]充分发动群众是避免行政命令主义错误的重要方式，也是太行解放区南下干部在福建新区征粮工作的关键所在。

四、结语

福建与山西在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社会环境方面有着重大差别，太行解放区南下干部面临着工作适应性的挑战。太行解放区南下干部秉持着对党忠诚、甘于奉献，不怕牺牲、迎难而上，顾全大局、开拓进取的精神，为福建新区的接管与建政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顺利地完成了接管建政工作，将北方老解放区的建设经验嵌入新解放区的建设、发展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进入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已完成，但乡村振兴、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仍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所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太行解放区南下干部在福建新解放区开展征粮工作的历程、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级干部处理新时代党群关系、公平与效率关系、发展与民生关系，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