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志梅

1949年7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在南京正式成立，宋任穷任总团部主任(即总团长)。8月，中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中央贸易部根据党中央指示，从华北各地抽调了财税、银行、贸易三个系统的干部组建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财经大队随军南下。财经大队10月从北京陆续出发，携带人民币、黄金、货物，克服重重困难，跋涉近万里，于1950年2月来到云南开展军事接管、建政工作。同时，这支队伍也是开拓云南财贸工作的“种子干部”，云南省人民政府成立后，省级财贸部门立即着手筹建干部训练班，财经大队各队干部兼任了干训班及干校（云南财经大学的前身）的首任班主任、校长、专业教员，为云南财经大学的创建奠定了坚强基础。

一、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财经大队组建过程

1949年8月，中共中央组织部和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遵照党中央关于组建赴云南的“财经大队”的指示，由中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和中央贸易部具体负责，从华北抽调干部组建财政税务（以下简称财税队）、银行队、贸易队。抽调的条件是：政治立场坚定，身体条件好，熟悉业务，表现积极，有一定独立工作能力的财经干部。各部行先后抽调了265 人，其中，1937年6月以前参加革命的5 人，抗日时期参加革命的120人，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138 人；党员181人，团员39 人，党团员占83%；厅局级以上干部3 人，县团级干部14 人，科级干部38 人，男同志225 人，女同志40 人。

财经大队由中共山西省太原市委常委、副市长吴作民、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副行长李铁亚和河北省税务局长翟昌宗等三人带队。为加强党的领导和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财经大队成立了党的总支委员会，由吴作民同志任总支书记，各队建立了党支部，银行队还建立了团支部。

（一）财经大队所属各队组建情况

1.银行队

1949年7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根据中央指示从河北省人民银行系统抽调干部组建银行队。组建后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第十二直属队（后称银行队），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由中国人民银行河北省分行副行长李铁亚同志总负责，苏林任队长，朱圃任副队长，马健英任党支部书记。银行队共51 人：1937年6月以前参加革命1 人，抗日战争时期参加的28 人，解放战争时期参加的23人；党员39 人，团员6 人；地师级干部1 人，县、团级干部4 人，区营级干部12 人；男同志36 人，女同志15 人；30 岁以下的48 人。银行队队员绝大多数都有数年革命经历，是开辟新区金融工作的骨干力量。

2.财税队

1949年9月初，中共河北省委及省人民政府根据中央决定，从河北省所属通县、唐山、石家庄、邢台、衡水等专区及邯郸市、省财政厅抽调了税务干部100 余人，财政干部30 余人，集中到河北省人民政府所在地——保定市组织学习，主要内容是形势教育与认识支援新解放区的必要性。11月中旬，由河北省税务局长翟昌宗同志带领，离开保定前往北京与已集中待命的从北京市税务局抽调的税务干部19 人（其中有女同志三人）会合，这样财税队共有154 人，其中党员83 人，团员9 人，党团员占总人数的60%,抗日时期参加工作的66 人，占总人数的43%。财税队编为三个中队：

财税一队，是以唐山地区税务干部为主组成，共43 人。队长张云祥，副队长、党支部书记韩绍增。

财税二队，是以通县、石家庄地区税务干部为主组成，共52 人。队长韩子洲，副队长贾波，指导员、党支部书记郝文祥。

财税三队是以唐山、通县、石家庄、邢台、衡水等地区及河北省财政厅、邯郸市抽调的财政干部组成，共59 人，队长任希文，副队长、党支部书记张铁良、副队长潘振忠。

3.贸易队

1949年10月，中央贸易部遵照中央精神，从天津市、河北市、北京市抽调贸易干部组建贸易队，共41 人：其中1937年6月参加革命的2人，抗日时期的24 人，解放战争时期的15 人；党员34 人，团员5 人，党团员占95%；县团级干部2 人，科级干部11 人；男同志37 人，女同志4人。贸易队队长、党支部书记刘洁、副队长崔洁泉。下设四个组，并指定了各组的组长。贸易队成立了党支部，队长兼任党支部书记。

（二）财经大队组建后在北京集中

财经大队所属各队，都是在北京集中，而后南下的。

1949年8月底，银行队的51 位同志首先到达北京集中学习。人民银行总行长南汉宸作了动员报告，指出当前的任务就是去接管旧的官僚资本银行，建立我们新中国人民自己的金融机构，统一人民币市场，支持恢复发展生产。

10月1日，北京30 万人举行隆重庆典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经批准，被抽调参加西南服务团的银行队的同志，被安排在天安门城楼下观礼。

11月中旬，由河北省税务局长翟昌宗同志带领的财税队到达北京与北京市税务局抽调的税务干部19 人会合。

11月下旬，贸易队被抽调的41 人也先后到达北京集中。

11月，财税队和贸易队在北京集中后，先后听了政务院财委秘书长、财政部副部长、贸易部副部长等领导同志的报告。报告着重讲了接管云南的任务：要以你们这批同志为骨干，依靠工人阶级，团结新区人民群众，开辟新区工作，发展和扩大财政、金融和贸易队伍，要进行征粮、征税、恢复生产，开展物资流通，搞好市场管理、稳定物价，统一货币，使人民币尽快占领市场。

（三）长途跋涉近万里

财经大队所属各队，由于抽调和组建的时间有先有后，所以从北京出发的时间也不相同。

1949年10月10日，银行队押运着从总行调拨的人民币（旧币）200 亿元，银元2 万元，黄金5000 两，在李铁亚同志的率领下，从北京丰台站乘火车先行出发，当时京汉路北段未修复，火车行进路线是从北京到天津，经津浦线，再转陇海路到郑州，于15日到了汉口。在汉口期间，银行队每人配发一套干部军装及白布红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胸章，党支部还组织全体队员重新学习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时宋任穷政委率云南支队到达汉口，李铁亚向宋任穷汇报了银行队的基本情况。宋任穷指示：要保管好，不得泄密，不要出岔子，很快到长沙集中。在汉口期间，宋任穷政委、二野后勤副司令员刘岱峰、西南区行长邓辰先后给银行队作了重要讲话，他们着重讲了财贸和银行工作，为接管建行后的业务开展打下了明确的思想基础。

10月25日，银行队由汉口乘船前往长沙。30日，到达长沙，所带的黄金、银元、人民币搬运放在长沙复兴银行，除王春波等八位同志看守外，其余同志集中到马家坪与云南支队其他同志住在一起。在马家坪住在农民家中，用稻草搭地铺，吃饭仍用行军锅煮，水是从长江里打，菜经常是一碗辣椒。艰苦的条件考验着每一个战士的革命意志。

11月6日，在长沙湖南大学礼堂，刘伯承、邓小平、宋任穷、黄克诚（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金明等同志接见了银行队同志。邓小平同志首先介绍了国际国内的形势，并说明了大家去解放大西南的重要性，强调解放大西南就是完成解放全中国的历史使命。9日，银行队在长沙含光女子中学听宋任穷政委讲新区工作政策：一是要建政；二是要安民；三是要宣传党的政策。同时还讲了税收、征粮、发行人民币等财政经济工作方面的问题。

12月9日，财税队和贸易队在吴作民、翟昌宗同志率领下，乘铁道部配给的火车从北京出发，经天津沿津浦路到徐州，转陇海路到郑州，再沿平汉路于12日到达武汉。

12月15日，银行队乘四野护送的汽车从长沙到达芷江，当时芷江刚解放不久,土匪、残敌经常向城内偷袭骚扰，城内仅有少量部队防守，电话不通，芷江地委书记刘昌同志支援了四十多支步枪，两挺机枪和一把手榴弹，全队武装起来，日夜看守货币。16日，《长江日报》发表了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率部起义的消息。同志们得知这一消息后，无不欢欣鼓舞。

12月18日，财经大队按二野指示，通知财税队和贸易队，准备随军经湖南、贵州步行到云南。因此，动员同志们一律轻装，每人携带的行李不得超过7 公斤，同志们都积极行动起来，把多余的东西作了处理。正当准备起程时，20日，财经大队接到二野通知：由于昆明已和平解放，应争取早到云南，决定财税队和贸易队改乘轮船到重庆接受任务。27日，财税队和贸易队由武汉改乘江轮逆江而上，船小人多，还载有军火物资，大部分同志被安排在船底煤堆上，大家只能背靠背坐着过夜。

12月30日，财税队和贸易队在宜昌换船，改乘永泰号继续前进。当时由于四川刚解放，社会治安不好，还有零星土匪扰乱，为确保行军安全，晚上轮船停开。1950年的元旦，同志们是在轮船上度过的。

1950年1月4日，财税队和贸易队到达重庆，在重庆期间，全体同志听取西南大区财委副主任刘岱峰和西南财政部副部长贝仲选等领导同志的报告，明确了去云南开辟新区的任务：一是在云南省党政统一领导下，做好军事接管工作；二是铺摊子、建机构，迅速发展和扩大财政、金融和贸易队伍；三是迅速组织力量，征粮收税，统一货币，人民币尽快占领市场，开展城乡物资交流，管好市场，稳定物价。贸易队在重庆还采购了大量棉纱棉布等物资，作为开辟云南工作之用。因此，同志们即是南下工作队员，又是运送物资的武装押运员。

1950年1月5日，银行队乘二野配备的汽车从芷江出发向贵阳前进。9日到达贵阳。

1950年1月20日，财税队和贸易队由重庆改乘汽车经贵阳到达贵州省盘县，每日车行百多公里，沿途不时有土匪劫路的警报，各队严阵以待，在途经贵阳时，同银行队会合，这时云南支队财经大队的全部人员到齐。27日，财经大队全体同志在盘县听宋任穷政委传达中央关于云南工作“要团结第一，工作第二”的方针报告，这对后来的工作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盘县期间，财经大队研究了进城接管的准备工作: 一是吴作民同志带领任希文等同志随宋任穷同志到贵州安龙县与四兵团司令部会合，拟定征收1949年公粮累进税的初步方案；二是派出毛更甦、刘华、苏林三同志持宋任穷同志信件先到昆明，在地下党同志的密切协助下，调查全面的经济情况；三是确定由贸易队到沾益后派出黎明等四位同志携带一批银元到昆明，在地下党同志协助下，从市场上采购一批棉布、棉纱，以便进城后立即投放市场，支持人民币发行。

1950年2月9日，财经大队由盘县进入云南沾益，与六支队、四野部队举行了联欢会师大会。

2月17日春节，财经大队转移到昆明东郊小石坝集中学习，在此增加了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一批同志，在思想上做好进城接管和开展工作的准备。

二、云南解放,成立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

1950年2月20日，陈赓、宋任穷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兵团和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进驻昆明，仅有30 万人口的昆明,出动12 万之众,载歌载舞,夹道欢迎。2月24日，云南省地师以上领导干部会议在昆明召开，宣布云南全境获得解放，中共云南省委正式成立。

1950年3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以下简称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陈赓任昆明市军管会主任。西南服务团财经大队所属的几个队，也分别改为财经接管部下属的财政、粮食、税务、金融和贸易等接管组。财经大队队长吴作民被任命为昆明市军事接管委员财经接管部主任。翟昌宗任昆明市军事接管委员会财经接管部财政组军代表。李铁亚任金融接管组组长。

财经大队进入昆明后，团部从其它大队调入300 多人，共600 多人，成为开拓云南财贸工作的“种子干部”。3月7日至10日，在军管会成立后，根据工作需要，财经大队各队队长分别进入财政、银行、贸易部门。队员除少数留在省级财贸部门，大多分赴专市开展工作，队员背起行李，愉快接受任务，走向新的工作岗位。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云南支队财经大队的历史使命宣告结束。

（一）开展军事接管工作

3月4日，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经部粮食组接管云南省财政厅田赋处。6日，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经部贸易组接管中央信托局、茶叶公司、猪鬃公司等单位。7日，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经接管部接管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会计处、国民党审计部驻云南审计处。

3月8日，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明令宣布人民币为唯一合法的货币，禁止金、银、外币和其他货币流通，同时，中国人民银行云南省分行成立，开始接管云南省银行、中国银行昆明分行、交通银行昆明分行、云南富滇新银行等金融机构。首任行长李铁亚。

3月9日，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财经接管部接管了原云南省合作事业管理处、云南省合作金库和云南省合作社联合社的文书档案、资产、房屋及在册员工186 人。

财经接管部财政组接管工作，于三月底基本告一段落。解放前的云南财政，收入很少，支出靠发行纸币及低成色的半开银元维持，所以财政上除接收大米一百二十万斤外，就是接管了一笔债务——财政透支银行银元（大头）133.3 万余元。

金融接管组对34 家银行及其设于各县办事处的账目进行清查封库，先后接管了13 家金融机构。3月底4月初，在各级党委和军管会的领导下，金融接管组完成接管任务。在全省接管的银行中，共接管黄金15,899 市两，白银17,989市两，银元246,088 元，半开338,980 元，美钞26,836 元，港币288,835 元，缅甸卢币75，902元，越币41，102 元，新加坡币146 元。

通过军事接管，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过渡性的管理体制，稳定了社会秩序，从根本上保证了全省各项事业步入正轨，为巩固新生人民政权奠定了基础。

（二）建立省级财贸系统，巩固人民政权

1950年3月17日，云南省贸易总公司成立。1951年4月16日，在省贸易总公司的基础上成立云南省人民政府商业厅，首任副厅长窦力新。

1950年3月24日，云南省人民政府财政厅正式成立，财委副主任吴作民兼任省财政厅长，翟昌宗任副厅长。

1950年5月1日，云南省合作总社筹备处成立。同年12月改为昆明市合作总社，划归昆明市人民政府领导。1951年2月成立云南省人民政府合作事业指导处。1952年10月改为云南省合作社联合社筹备委员会。1954年7月成立云南省合作社联合处，刘华任处长。1954年11月更名为云南省供销合作社。

省级财贸机构相继建立后，立即开展征粮收税，发行人民币，组织物资供应、以稳定市场，保障人民生活，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